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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12年，香港街頭的菲傭在寫作、修訂歷時7年方才正式刊發的《當前我國跨境人口流動的風險與挑戰》（《學術前沿》2014年8月下）一文中，我分析了多民族混居格局下摩擦與升級風險較高的機制，整理了國內外歷史上一系列外國移民“鳩占鵲巢”的案例，分析了國際經貿、社會福利、意識形態誤區導致外來移民沖擊風險顯著上升的機制，不少分析已為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及其后續發展所驗證，也正是歐洲難民危機使得這篇論文讀者猛增。我們必須正視冷峻的歷史、現實和客觀規律，而不是用溫情的想象蒙蔽自己的雙眼。在不妨礙社會成員之間平等順暢交流溝通、當地主流社會能牢固保持社會規范共識與既定政治權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將通過與外界建立更為廣泛的聯系而有利于發揮該國、該城市的經濟活力；但在上述前提動搖的情況下，多民族混居格局將對該國/城市社會治安形成額外壓力。這不僅僅是因為多民族混居將從各方面提高行政和執法機構的管理成本，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壁壘,甚至會妨礙執法機構及時掌握了解治安動向，更因為與單一民族聚居或單一民族占壓倒多數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狀態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幾率天然較高。不僅語言不同容易造成誤解，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產生摩擦，而且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之間的摩擦此時也容易上升到群體沖突、乃至民族沖突的層次，正常狀態下的社會道德和行為規范此時都會淪為政治站隊的犧牲品，承擔維護秩序職責的強力部門、執法機構也常常備受掣肘。看看北愛爾蘭、黎巴嫩、印度、斯里蘭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區沖突頻發，任何本來無足輕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發暴亂，看看美歐已經出現的一定程度的“巴爾干化”趨勢，便不難理解這一點。在極端情況下，這種沖突甚至有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須知，在國際經貿發展中，境外遷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數不多，便不至于對遷入國的政府權威和政治統一構成挑戰；但倘若人數眾多，甚至在足夠廣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對獨立的聚居社會，便有可能對遷入國的政府權威和政治統一形成隱患，直至發展成為公開的挑戰。外來移民對歐洲社會的挑戰已為世人熟知，“歐拉伯”、“歐羅巴斯坦”、“倫敦斯坦”……已經成為大眾媒體上流行的詞匯。而在中國歷史上，隨國際貿易遷入民族武力挑戰或背叛中國政府的案例也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廣州大食和波斯人武裝作亂、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社團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屢次作亂三大案例最為典型。在今天，遷入民族對中國社會治安與政治經濟環境的潛在沖擊也已經不容忽視，以后還會更加顯著。倘若按照苗綠文章主張操作，結果將是外來移民集中于我國腹心地帶，進一步大幅度放大其潛在風險。不僅如此，成規模引進菲傭還將顯著激化我國國內階層矛盾，引爆大多數國民對所謂“精英”階層、特別是“西化”精英階層的反感，加劇社會離心。因為引進菲傭滿足的基本上是精英階層、特別是西化精英階層的生活需求，而外來移民在社會治安等方面造成的沖擊、負擔，則基本上由占人口八成左右的社會中層承擔，這樣一來，他們會怎樣想？會怎樣看待賦予、保護精英階層當前地位的體制？看看當前西方世界反精英、反體制情緒和美國大選中的“特朗普現象”，不難看到，正是難民危機等跨境人口流動問題引爆了發達國家傳統中產階層的反精英情緒，“反全球化”也是這種反精英情緒的一個側面。一方面是因為跨境人口流動沖擊本身，就是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始料未及的副作用，而且潛藏著對歐美發達國家社會、文化傳統的顛覆性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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